阵阵驼铃声，带来不停的商机与文明

发布时间：2025-05-17　点此：400次

各国王子听法图（临摹本）拍摄/王建南

彩绘胡商俑拍摄/王建南

彩绘驼夫木俑部分供图/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穆泰墓出土彩绘陶塑（部分）供图/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唐三彩打猎纹凤首执壶拍摄/王建南

贴金彩绘石雕佛三尊立像拍摄/王建南

菩萨兜率天宫说法图部分（克孜尔石窟第27窟）临摹本拍摄/王建南

乐伎图屏风绢画供图/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宝冠如来坐像供图/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王建南

展览：文明的交融：驼铃动静——丝绸之路艺术大展

展期：2024年1月13日-7月13日

地址：民生现代美术馆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的“驼铃动静——丝绸之路艺术大展”上，500余组件文物别离来自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等10余省市自治区、35座城市，载着千百年的风尘，诉说着古丝绸之路上的故事。

这条推动世界文明交融和前史演进的通道，衔接着亚欧大陆，东起洛阳和长安，一路向西经过喀什与和田，一向延伸到伊朗高原的德黑兰和两河流域的巴格达，再经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终究抵达罗马。进入一层的大厅，只见墙上一幅巨大的线路图，明晰地阐明，本展把要点放在了我国境内，经过精心设计的五个单元，旨在展现一条艺术的丝绸之路。但是，在我看来，本展与其说是叙述了艺术在丝路上的演化史，不如说是演绎了一个西域逐步融入中华的悠远故事。

四条丝路

“丝绸之路”这个称号，最早由德国地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起先指西汉张骞、东汉班超出使西域时开辟出来的通道，因丝绸是商道上的大宗产品而得名。这一概念后来成为古代我国对外交流通道的总称。

假如按地域区分，丝绸之路可分为四条：西汉张骞注册西域的官方通道应归于“西北丝绸之路”；从西安向北至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为“草原丝绸之路”；从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属“西南丝绸之路”；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滨海城市动身，从南洋到阿拉伯海，乃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交易线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本展中的大多数展品归于“西北丝绸之路”的领域。

从地舆上讲，代表华夏文明的黄土高原与河西走廊相接，河西走廊又与具有农耕条件的塔里木盆地相连。华夏王朝经过这条线路将传统中华的农耕区域与南疆的绿地农业带衔接，江山社稷因而获得了新的经济与战略支撑点，足以向欧亚大陆内地前进。

西域来朝

世人常以“天山南北”来指代新疆区域。确实，天山可看作是新疆的中轴线。自古以来，新疆以天山为界区分为南疆和北疆。天山以南为很多的绿地城邦，适合农牧并重；天山以北是游牧民族的集合区。不过，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人眼中，这里有一个更为嘹亮的称号——西域。

西汉初，匈奴实力一度操控着河西走廊，不只阻断了华夏王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络，并且经常侵扰西北边境。经过文景之治近四十年的安居乐业，西汉国力日渐充分，为反击匈奴储藏了坚实的后勤保证。进入汉武帝年代，一个打败匈奴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成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先派张骞出使西域。此行首要任务是找到大月氏，以便夹攻匈奴。经过张骞之眼，华夏王朝开端真实了解黄土高原以西这片大地上的风土人情。

虽然一层大厅中安放着龙门石窟那尊通高3.29米、重达7吨的初唐宝冠如来坐像，但西域的故事仍是要从一幅小小的敦煌岩画开端。这幅“张骞出使西域图”摹自莫高窟第323窟。画中张骞双手持笏跪拜在地，向骑于立刻的汉武帝慎重道别。从公元前138年到前115年，张骞经过两次出使，完成了“凿空”西域的豪举，才有后来华夏与西域之间呈现“东西使者，川流不息。商贩胡客，相望于道”的盛况。民间有句话，叫“不是张骞通西域，安得佳种自西来”。经过丝绸之路，西方的胡萝卜、核桃、石榴、黄瓜、大蒜、葡萄、胡豆、胡麻、西瓜、洋葱等作物传至华夏。丝绸之路沿途衍生出不少交易中心和新式城市，很多的驼队与异域的商贩络绎其间。

一层展陈中很多的陶俑对这样的茂盛现象给予了生动的阐释。西安博物院的唐代粉彩骑卧驼俑上，一个胡人正高举右手甩动鞭子，向跪地歇息的骆驼宣布再次起程的指令。山西博物院藏胡人吃饼骑驼俑更为风趣，巨大驼峰间的皮郛上坐着一个头戴圆毡帽的胡人——他手抓馕饼，边吃边赶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彩绘驼夫木俑具有很强的写实性，站立的胡人男人浓眉深目、短须；头戴白毡尖顶帽，帽檐外翻，显露暗赤色帽里；身穿齐膝深蓝色袷袍，胸前左边衣角外翻，显露赤色面料。他腰间束带，脚穿黑色长靴，两臂曲折向前并紧握双拳，作牵引驼马状。靠近看，会发现木俑的各个部位先分段雕琢，再胶合而成，最终施以彩绘。

同区域展出的很多精巧物品，如西汉胡傅温酒铜樽、唐代三彩打猎纹凤首执壶和三彩狮子狗、北齐黄釉胡人双狮纹扁壶等，均表现了丝绸之路上中西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来自异域的奇树异草、奇珍异宝在华夏大地生根撒播，使得器皿制造技艺产生巨大变化，社会鼓起“胡风”。胡地的习俗文明得到了华夏公民的认同和喜欢。乃至到了东汉时，胡服、胡帐、胡床、胡笛、胡舞等成为洛阳城里的贵族们竞相追捧的目标。

西域诸国的王公贵族也纷繁前往洛阳城，一睹华夏文明的风貌。莫高窟第194窟中岩画的临摹本《各国王子听法图》以天竺国王为首的各族王子集合在维摩诘居士帐下听法。他们服装各异，姿势生动，阐明其时的敦煌画师已亲眼见到收支玉门关、阳关的万国衣冠、百族服饰，并把这些形象画进了石窟。

更为宝贵的是1969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唐墓的《景龙四年卜天寿写论语郑玄注》抄本。抄本全长5.36米，整篇墨迹幼嫩，是一个1300年前的12岁小学生誊写的《论语》作业。这个叫“卜天寿”的少年并非华夏人士，而是来自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虽与华夏隔着千山万水，当地公民却一向在学习华夏文明，操练汉字。誊写即将结束时，卜天寿写道：“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恳求先生不要拖堂，咱们盼着能早点回家啊。这，显现其时高昌国的孩子在运用汉字、语言表达和思想上已与大唐长安城里的孩子同步了。

一顶来自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泊区域小河墓地的毡帽，似乎让观众模糊触碰到距今约4000年的楼兰古国的消息。这一顶原料和形状有别于华夏的帽子是2003年考古队在此地发掘中的很多收成之一。帽上缝缀着红毛绳，下方毛绳左边挂着伶鼬皮，帽檐右上端捆扎有深棕色茸毛，尽显时髦的一起也显示了佩带者的位置与身份。

都护和驿站

西汉建国伊始，占据北方边地的匈奴不断扩张领地，侵入边境。为改变汉匈战役的晦气局势，大臣晁错屡次上书，活跃倡议屯垦戍边，提出徙民屯田、开发边远地方的建议及施行计划。这一计划得到汉文帝的赞赏并采用，成为一项长时间的国策。居延汉简保存了很多这方面的屯戍史料。

西汉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府，录用郑吉为首任长官，治所设在今日的新疆轮台县。所谓“都护”，即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都由其领护之意。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别的行政区：一方面，它不设置郡、县，仍然保存本来的绿地城邦国，汉朝不干涉诸国内部事务；另一方面，都护代表朝廷掌管这些邦国的交际和军事权，能够调集它们的戎行。

西汉郑吉之后另一位完成中心政府对西域管理的关键人物是东汉的班超。东汉初期，匈奴再次操控了西域。汉明帝时，华夏出产日渐康复和开展，为保证北部边远地方安全、从头打通西域商路，中心政府决议反击北匈奴。朝廷考虑到与西域各国的一起利害关系，先行差遣班超到当地游说，以合作军事行动。班超凭智勇，令鄯善、于阗、疏勒三个西域邦国归附汉朝，使中心王朝的实力初次深化西域南道，靠拢了西域诸国的向汉之心。班超尔后孤身奋战，经略西域三十年，为完成西域一统大业尽心竭力。他屯田西域，“不动我国、不烦戎士而军用足”“以夷制夷”等战略成为管理西域的成功前史经验，为后世所沿袭。

为表现两汉对西域的统辖与管理，展中组织了“悬泉置亭次行封检”木简等文物。悬泉置遗址坐落甘肃敦煌。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15000余枚汉简和17650件各类什物。因出土的汉简上书“悬泉置”三字而定名。从西宁到张掖，一路上除了草原便是雪山。悬泉置是河西要道上一处集传递邮件、传达指令、招待来宾为一体的归纳组织，始建于汉武帝在敦煌设郡之后。作为朝廷设在河西走廊的官方驿站，悬泉置曾招待过许多西域使团，其建筑规划和设备物资，是汉王朝归纳国力的缩影。

在政治一统的局势下，屯垦戍边的施行、丝绸之路的疏通，促进了西域社会政治、经济、文明的开展昌盛，形成了以汉唐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中华文明圈。

释教东传

丝绸之路的疏通也有利于宗教文明的传达，尤以释教为盛。释教东传始于公元一世纪前后，来自天竺古国的释教徒们怀揣愿望，跋山涉水，忍饥受冻，经龟兹、高昌等西域诸国，穿过河西走廊，停步敦煌，来到大同、洛阳等地传法。千百年来，丝路沿途开凿出规划大小不一的很多石窟群，为众生供给了瞻拜的场所。

释教进入新疆后，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西域释教文明，在丝路南北两道形成了三大释教传达中心：龟兹（库车）、于阗（和田）、高昌（吐鲁番）。

地处丝路北道中枢区域的古龟兹成为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华等四大文明的交汇地。龟兹石窟群除了保有这些文明的痕迹外，还遭到粟特、回鹘等西域文明影响，全体风格互相挨近，又各具特色。

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克孜尔千佛洞，坐落新疆拜城县，是我国开凿最早、地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菱格岩画和印度款式最具代表性。本展仿制的第八窟归于中心柱式建筑风格，又称“十六佩剑者窟”，因左右甬道外侧壁绘有十六身龟兹供养人像而得名——人像均为古龟兹盛行的尘俗装束。后室前壁曾绘高210厘米、宽306厘米的“八王争分舍利”故事，惋惜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打着考古名义的外国探险队盗走，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克孜尔第17窟闻名的菱格本生故事画也以临摹本的方式呈现在二层展厅墙壁上。

库车市以西约20公里的库木吐喇千佛洞约始凿于4世纪。至唐代，其岩画内容和画风开端与华夏艺术挨近，既有我国画丰厚多变的线条，又有传自古印度的凹凸晕染法，二者有机结合。

展陈中最为震慑的复原图莫过于高昌王家寺院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岩画。展览复原了一百多年前被外国盗挖走的第15窟很多岩画。这处坐落吐鲁番市东45公里火焰山山沟的石窟群始凿于南北朝后期，阅历唐、五代、宋、元长达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一向是高昌区域的释教中心。

敦煌石窟群处于河西走廊西端进口，本展仿制了榆林窟第29窟作为代表。接下来是麦积山石窟，处于河西走廊东端，在甘肃天水市东南秦岭山脉中，始建于后秦，大兴于北魏明元帝、太武帝时。本展仿制了具有代表性的第123窟。从造像姿势与面部柔软的浅笑上可见：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释教东传之路，也是一条艺术汉化之路。麦积山及北魏时期河北邺城和山东青州区域的佛造像，越来越传递出东方的安静与隽永。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映射出佛造像在我国逐步尘俗化、民族化的进程。在这里，多种造像风格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艺术交汇与交融。

石窟艺术大规划“我国化”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中得到了更多表现。虽然安坐于一层大厅的初唐宝冠佛从面部特征和薄可透体的服饰上看仍带有浓郁的印度风格，但以闻名的卢舍那大佛为代表的很多龙门造像已呈显着的汉化特征。华夏审美要素更多地融入到体裁、造型、技法等方面。北魏造像褪去了云冈石窟的粗暴、威严和雄健，趋向于生动、娟秀和温文。虽然北魏的造像和唐代的风格悬殊，但主要由皇家贵族出资建筑的这一处石窟群均表现了皇家毅力和执行力，具有稠密的国家宗教颜色。

丝绸之路弯曲在我国西北的大地上，是咱们的先人成长繁殖、开拓进取的有力证明。这条路不只运送丝绸和瓷器，还因运送其他货品先后被称为“小麦之路”“玉石之路”“青金石之路”。这条路穿越了不同的地舆地貌，阅历了千年的风霜雨雪，由不同民族共建成为一条东西方交易之路，也构筑成为一条文明交流和文明交流之路。我国永远是这条巨大丝路东端最有力的平和保证者与美好心愿的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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